依法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区管理 建立保护野生动物种质资源库

    1989年3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是一部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专门法律，全文共5章42条，明确规定了野生动物保护、管理方面的法律责任。目前，全国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专门法规，是国务院于1994年10月9日颁布，同年12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，全文共5章44条，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、管理、法律责任作了法规性明文规定。1992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和1993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，分别对陆生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、猎捕、驯养繁殖、经营利用、奖励和惩罚等，也以法规性的条文以公布实施。

    这一法三规，在野生动物保护、建设和管理工作中，是人们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。一方面，它规定人们在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、开发和合理利用等各种活动中应该怎样去做，允许做什么，禁止做什么，什么行为是合法的，什么行为是违法的；另一方面，它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，用规范化的，以统一性、明确性、稳定性和强制性的条文形式加以规定，使之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，如果违反了，则应负法律责任。这为依法管理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，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。因此，依法管理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，是加强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的基础，是加强其法制能力建设的具体体现。

   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，保护是其工作重点。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保护方法是保护和管理好野生动物栖息地。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包括三大要素：食物、水和隐蔽物。食物和水源为维系野生动物生命活动所必需，是其生境的主要组成部分，而隐蔽物可以构成野生动物躲避捕食者和其它威胁因子的场所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如果三个环节由于某种原因得不到完全满足时，就会出现野生动物生境的衰退甚至丧失，所以，要从科学的角度满足其基本需求。

   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给野生动物留下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，且越来越小。由于栖息地的萎缩或丧失，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正面临着极端生存危机。在保护这些珍稀濒危物种时，每一种应当保存多少个体，是值得研究的首要问题。从遗传学的角度看，要保存一个物种，固然其遗传基因越丰富越好，生态系统越多样越好，保存的群体越大越好。但在自然保护工作实践中，保存的野生动物群体越大，需要保护区的面积也越大，同时需要的资金也越多，这在我国是不现实的；从社会管理学角度说，任何一个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，不仅有属于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的属性，更有属于世界的属性；从保护生物学的层面看，任何一个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，不仅具有科学研究价值、美学文化价值、多样性保护价值，还具有与有关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研究的共赢价值。一个野生动物物种的存在，并不是孤立的，有它相对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对某一野生动物物种开展科学研究，就包括了社会学、生态学、管理学、生物学、行为学、形态学、营养学、繁殖学、遗传学、生理学、动物地理学等许多学科，另外还涉及到诸多相关的边缘学科。开展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的内容很多，有关于动物种群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合理利用的，有水、土、气、光照等因子与动物繁衍生息关系等方面的。

    在自然保护区，环境和食物条件是限制野生动物数量增长的因素。当野生动物数量超过了环境所能提供资源的限度后，种群个体之间由于资源不足出现高度的竞争，慢性消耗性疾病会明显增加，传染性疾病流行的风险也会增大，不利于种群的整体健康，同时也造成资源的浪费。有的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，其野生动物面临着环境容纳量饱和甚至超饱和的突出问题，由于环境容纳量的限制，动物食源危机重重，其外源性虫源疾病、内源性虫源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随时都可能发生。所以，在建立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之前，应当首先确认这个自然保护区实际动物环境容纳量问题。建立自然保护区之后，根据动物的繁衍情况，适时适度地开展动物栖息地生境修复与改造工作。一旦达到或超过动物实际环境容纳量，应考虑个体输出或适时适度合理性利用问题，以防因食源危机，而引起动物各种虫源性和传染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。与此同时，要投入力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检测体系，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动态参数。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，尽量安装远程监控传输设施，为进一步实施建立野生动物有效种群与其栖息地有效管理而努力。

    依法加强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，其核心是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，着眼点是生态效益的显著提高；重点和难点是加强对自然资源和工作人员的管理；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谋求发展；手段是依法管区、维护和执行好针对自身实际已建立的内部有效管理制度；最终效果是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，进而才能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，建立起野生动物物种资源库。